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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已经从事考古(gu)教育和(he)研究(jiu)工作60余年了，自认为是一名考古(gu)学家与考古(gu)教员。回顾既往(wang)，我的成长(chang)过程实如啖蔗。
1937年春(chun)，我出生在(zai)河南荥阳关帝庙乡东赵村一个富裕农民(min)的家庭。小时候正赶上日(ri)军侵(qin)华，常常要躲避(bi)日(ri)军的“扫荡”，还目睹日(ri)军飞机的扫射，这些经历终生难忘。或许就(jiu)是那时候，家国情怀便悄悄地在(zai)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了。1950年我考入荥阳一中，尤其偏爱(ai)文科，历史和(he)地理成绩最佳，还萌生了“文学梦(meng)”。那段时间里，家里出了一些变故，父母迫于生计，曾(ceng)劝我辍学，改学一门(men)手艺养(yang)家。可(ke)我不甘心，一门(men)心思想(xiang)读书。纠结了很久，鼓起勇气说服父亲同意让我完成学业。自此，我在(zai)学习上更加拼(pin)命，不敢(gan)浪费这难得的学习机会。1956年，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节点，也(ye)是最关键的转折点——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我本意是想(xiang)圆(yuan)自己(ji)的“文学梦(meng)”，谁料，因为历史成绩优异(yi)，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。虽是阴差阳错，也(ye)是缘(yuan)分使然。历史我也(ye)是比(bi)较喜欢。
刚入学时，物质生活条(tiao)件非常差，仅带了几件母亲缝(feng)制的粗布衣，过冬的棉大衣是从学校申请来的。北大学习条(tiao)件确实一流。头一年，历史系不分专业，学生们在(zai)一起上基础课，授课老师多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大家，我的眼界为之大开，也(ye)渐渐不再做(zuo)“文学梦(meng)”了。我开始庆幸自己(ji)“误打误撞”入了历史的大门(men)。后来选择专业时，却有点犯难，因为说实在(zai)的，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，那时候对“考古(gu)”还有认知的隔膜。当时教旧石器时代考古(gu)的吕遵谔先生，觉得我学习成绩还不错，性格也(ye)适合(he)干考古(gu)，便“诱导”我说：“考古(gu)多好啊，可(ke)以游山(shan)玩水啊!”谁心里还没个“山(shan)水梦(meng)”呢(ne)？何况我那时候是个精(jing)力充(chong)沛的小伙子，于是便选了考古(gu)专业，从此走上了考古(gu)之路。就(jiu)在(zai)那一年夏天，放暑假回家，我在(zai)东赵村试着做(zuo)考古(gu)调查，居然发现了古(gu)代陶片(pian)，便初步判定东赵村可(ke)能是一座商代大遗址(zhi)，还写了一篇练手文章，从此一发不可(ke)收(shou)。2012年到2015年，北京大学与郑州市(shi)文物考古(gu)研究(jiu)院联合(he)发掘东赵村遗址(zhi)，证明了这确是一处(chu)龙山(shan)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连续文化遗存的三(san)叠城址(zhi)。
北大考古(gu)专业的学习，对我影响(xiang)很大。其中有几件事，印象特别深。1957年11月3日(ri)，第一次参观北京定陵发掘工地，我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。几天之后，吕遵谔老师带领我们班参观中国科学院古(gu)脊椎(zhui)动物研究(jiu)所，现场将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学理论与实物进(jin)行直观对照授课。吕老师的这种教学实践方法，深刻(ke)影响(xiang)了我日(ri)后的考古(gu)教学。后来，吕老师带队，我们班在(zai)周口店猿人遗址(zhi)进(jin)行考古(gu)发掘实习，这是我的考古(gu)生涯中第一次进(jin)行田野(ye)实习发掘，深切感受到了田野(ye)考古(gu)的重要性，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和(he)工作热情，从事考古(gu)工作的决心更加坚定了。而真正为田野(ye)考古(gu)打下坚实基础的一段经历，是1959年陕西华县元君庙墓(mu)地近(jin)半年的发掘实习，那次发掘实习让我开始考虑数千年前氏族社会墓(mu)葬的结构问题，从此开始了对不同时期、不同区域、不同类型墓(mu)葬形制的思考和(he)研究(jiu)。
我的人生的第二个重大节点，是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秀、工作勤(qin)勉，更因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(gu)教研室主(zhu)任的苏秉琦先生的力荐，留在(zai)北大历史系考古(gu)专业任教，以商周考古(gu)作为主(zhu)攻方向。同年10月，我返校办理留校任教的手续，翌日(ri)返回北京昌平(ping)雪山(shan)发掘工地，从此正式(shi)成为一名考古(gu)教员。此后数年，我的生活基本上就(jiu)是带学生做(zuo)田野(ye)实习，在(zai)考古(gu)发掘工地和(he)农村度过的。做(zuo)了10年考古(gu)老师，却从未有过一次登台讲课的机会，因此，毕业10年内，我作为考古(gu)教员的人生，并不算完整。
后来，我被学校抽调，协(xie)助邹衡老师编写《商周考古(gu)》讲义，负责《商周考古(gu)》讲义的序言和(he)商文化两部分章节。虽然缺乏授课经历，但田野(ye)发掘的实践，给予我深厚且直观的殷商文化认识，帮助我完成了这项工作。《商周考古(gu)》讲义颇受欢迎，还被列为教材。一直到1977年，北大考古(gu)专业教学重新(xin)步入正轨，我才真正走上北大考古(gu)讲台。此后，我的考古(gu)生涯开始变得丰(feng)富多彩起来，不仅继(ji)续带学生进(jin)行田野(ye)实习，讲授《商周考古(gu)》，而且还开始发表自己(ji)的学术论文，如《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、分期及其有关问题》《试论吴城文化》等，为构建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打下基础。在(zai)考古(gu)发掘、教学、研究(jiu)过程中，我开始思索考古(gu)学理论与方法问题。在(zai)山(shan)西侯马(ma)“晋文化研究(jiu)座谈会”上，我以“文化因素分析与晋文化研究(jiu)”为题发言，提出了“考古(gu)学文化因素分析法”。这一考古(gu)研究(jiu)方法论，后经不断完善，为中国绝(jue)大多数考古(gu)学家所接受，应用(yong)于各自的研究(jiu)之中。
我的人生中承担(dan)的一项最重大的科研项目，是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。李学勤(qin)先生担(dan)任组长(chang)，我担(dan)任副组长(chang)。这是一个多学科联合(he)攻关的重大项目，参与单位32家，参加研究(jiu)的专家有200余人，考古(gu)发掘研究(jiu)与碳十四测年、天文历法和(he)文献史学深度结合(he)。碰(peng)撞、质疑、争论，其过程之浩繁与艰辛，难以言表。由于我负责考古(gu)方面的课题拟定以及与各方联络工作，包容与协(xie)调成为最终完成这项历史重任最大的法宝。工程结项时，出版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—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：简本》，在(zai)国内外学术界和(he)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(xiang)，当然也(ye)还存在(zai)一些问题。我又(you)继(ji)续努力，组织协(xie)调各方，尽其所能，于2022年完善出版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画上了一个句号，也(ye)算给自己(ji)一个交代，了却了一桩心头大事。至此，得失寸心知，“褒贬自有春(chun)秋”了。
不断考古(gu)探索、研究(jiu)、发现，似(si)乎可(ke)以同古(gu)人穿越时空(kong)对话，这是我的人生的最大快乐之一。这一快乐，蕴藏在(zai)田野(ye)发掘、分析研究(jiu)、论文写作的过程中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我笔耕不辍。如今年逾(yu)耄耋，还狂心未歇，偶尔还要操(cao)笔写写短论文，让自己(ji)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。
若要说人生感悟，我最大的一个感悟便是，做(zuo)好学问的前提，是先做(zuo)好“人”，品德操(cao)行是一切的根本，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从事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等工作的经历告诉我，做(zuo)人要有担(dan)当的精(jing)神，当然还要有担(dan)当的能力，同时要学会包容。有容乃大，包容也(ye)是一种德行。我能走到今天，跟(gen)我爱(ai)读书是分不开的。要读人间有用(yong)书，要学以致(zhi)用(yong)，读书不是让我们去做(zuo)“书虫(chong)”，而是为了发挥(hui)实效。
作为一名老师，我还有一个感悟：诲人不倦是一种美(mei)德。我的一生，指导过不少学生，包括我自己(ji)的硕士生、博士生，我授过课的、指导田野(ye)实习的北大本科生，甚(shen)至还包括全(quan)国各地愿意向我求教考古(gu)问题的学生。把一生的知识、经验与教训，分享给他们，授人以渔(yu)，帮助他们走得更好、更远，这是我人生的另(ling)一大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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